华北空管局空管中心联合大兴空管中心开展“双管家庭”活动

—方面，我们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务必全面统筹、综合运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并利用好各自的市场规则充分调配两个市场的资源，更好运用国内法和国际法维护我国合法利益。

对于新兴的风险及其预防问题，法治国家原理虽然面临严峻挑战，但仍有修正适用的可能，只是我们需要开拓新的防护机制。[24]栗城壽夫『一九世紀ドイツ憲法理論の研究』（信山社、1997年）358-359頁参照。

[7] （二）绝对安全与相对安全 多安全才算安全？在理论上存在绝对安全与相对安全之说。[2]能通过提供信息等稳健的手段实现安心的，国家就不必动用权力性手段去实现。[43][德]乌尔里希·K.普罗伊斯：《风险预防作为国家任务——安全的认知前提》，刘刚译，刘刚编译：《风险规制：德国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页。[42]这时，安全就与过去的公共秩序有了很大差别，即使社会井然有序，却也可能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之下。这里的安全却是sécurité。

小林武「「安全」の概念とわが国「安全確保」法制――名古屋市生活安全条例にふれて」森英樹編『現代憲法における安全――比較憲法学的研究をふまえて』（日本評論社、2009年）710頁参照。[23]小山剛「憲法学上の概念としての「安全」」慶應義塾大学法学部編『慶應の法律学 公法Ⅰ——慶應義塾創立150年記念法学部論文集』（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8年）332頁参照。过分强调确定性，有可能使我们崇拜一种难以容忍的刻板。

在美国，在有人投告的情况下，法院甚至可以受理控告各政党和审查工会使用管理‘标识合法性的案件。解决当下太空探索与开发的各种问题（如太空资源使用、太空垃圾处理、卫星发射及空间站运行等）亦需求助于航空航天法、太空生态环境法、宪法、行政法和国际法等各种国内、国际法律部门的公法规范。当然，笔者本人目前对这些问题研究也还非常肤浅，本书中的很多思想、很多观点来源于古今中外权威学者（不限于公法学者）的。为对整个人类公法史进行整体研究，我们将逐一考察人类各个主要阶段公权力和公法制度的运作情况：（1）中国远古时代的公权力和公法制度。

建设审批、许可，以及相应的行政强制、行政处罚、行政裁决，等等，也涉及宪法上公民基本权利，如公民财产权、居住权乃至更广泛意义的人权等，还涉及复议、仲裁、诉讼等争讼、救济法等诸多领域。这种正义被认为是更高的或终极的法律，出自宇宙之本性 — 出自上帝之存有以及人之理性。

不过，当我们获得了确定性时，我们还必须记住：它并不是唯一的好东西，我们也许得为它付出过高的代价：恒静与恒动有着同样的危险。对于社会公法和国际公法中是否包含硬法规范，学者们的观点则存在争议。除确认谁去审判外，这些规则也将规定审判应当遵循的程序。在医生和律师的职业团体里也好，在社交的或政治的俱乐部也好，这都是最后的手段……在英国，赋予国家的法院在有人投告时审理被开除出俱乐部的案件。

关于已形成的法和正在生长的法的关系，美国大法官卡多佐（Benjamin N·Carzo）这样论述：‘法律必须稳定，但不能一成不变（庞德语），我们每每在这一点上陷入严重的矛盾。二是生存，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感觉到软弱，又感觉到需要，所以自然法的另一条规则就是促使他们去寻找食物，以维持生存。梭伦改革通过创建由各个阶级成员所组成的陪审团庭审系统，剥夺了雅典最高法院的大部分司法权。既要研究特别有现实感，特别接地气，特别有实用价值的问题，也要研究一些有点虚幻，离地面、离现实稍微有点距离，实用意义不那么大、不那么明显的问题。

不过，在个人无数的生活关系中依赖对其环境完全自愿的、根本不是由阳间或阴间的权威保障或迁就的地方，对于他的举止来说，尤其是‘惯例这一事实往往远比（国家）法的强制机器的存在，可能更具有决定的意义。作为宏观公法学研究对象公法的法同样既包括第一性规则的法，也包括第二性规则的法。

二者各有长短，必须互补。第三，从内容上看，软法一般不规定罚则，通常不具有硬法那样的强制制裁性法律后果，而更多地是自律和激励性的规定。

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承认对这一书面或碑文的引证具有权威性，即承认为消除对规则存在怀疑的适当方式。所谓人为法，是指由国家、社会组织或国际组织制定的法。作为学者，即使是法学学者，即使是应用法学的学者，是否也需要思考和研究一些宏观的、形而上的问题呢？诸如，法是什么？法是从哪里来的？人类共同体为什么需要法？人们企望获得良法为什么很多时候获得的却是恶法？公权力是什么：公权力是从哪里来的？人类共同体为什么需要公权力？公权力为什么会异化？一代一代的人类为什么会放弃自己诸多的权利、自由，并向公权力缴费纳税去维系这个经常会侵害自己权益的利维坦？人类怎样才能驯服利维坦，防止公权力异化呢？等等，笔者深以为然。因此，相互之间经常存在着自然的爱慕，这应当是自然法的第三条规则。3．公权力与公法发展简史 本课题主要介绍人类社会主要文明国家不同阶段公权力组织的结构及运作与公法的基本情况。进入 姜明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宏观公法学 。

笔者可能的贡献是在宏观公法研究的方法论上做了一个抛砖引玉的尝试，期望未来 — 不久的未来 — 能有学者（包括十年来选修我的课程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学者）推出更有深度且更有系统性的研究成果 — 真正称得上宏观公法学的著作（而非本书这种导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只是人类社会某一个阶段的产物和现象，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只有社会而无国家。

新冠疫情，这一突如其来的灾祸降临，给笔者，给千千万万的普罗大众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人们心烦意燥，备受煎熬，但又无可奈何。所谓自然法，是指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法。

国法和党规均是中国宏观公法的组成部分，故必须对之进行统一研究。在我国，研究和探讨法治，除了要研究和探讨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建设以外，还必须研究和探讨执政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的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人类为什么会形成和产生共同体？人类怎样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 人类为什么会形成和产生公权力？公权力由什么组织机构行使和如何进行配置？ 公权力与共同体是什么关系？公权力如何管理共同体？共同体如何控制公权力？共同体是否可以撤换已授权代表共同体行使公权力的、作为公权力主体的组织和个人？如果可以，在什么条件下撤换和如何撤换？ 共同体与共同体成员是什么关系？共同体成员是否必须完全服从共同体？共同体的共同意志怎么形成？是否应当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为什么应当服从多数？ 公权力主体与共同体成员是什么关系？二者如发生冲突，如何解决？共同体成员是否可以直接抵制公权力？如果可以，在什么条件下抵制和如何抵制？ 公权力在运作过程中为什么会发生异化？导致公权力异化的经济、社会、文化和人性的根源各有哪些？ 人类是否可以防止和控制公权力的异化？如果可以？怎么防止和控制？ 公法是怎样产生的？共同体为什么需要公法？公法的主要功能和作用是什么？ 国家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国际共同体相互是什么关系？三者如何互动？ 国家公法、社会公法、国际公法各是怎样产生的？三者的关系如何？ 公法中硬法和软法的比例如何？公法中的硬法和软法各有哪些内容和哪些形式？ 中国公权力、中国公法与各国公权力、各国公法有什么共性？有什么特色？ 等等。这种正义，也是人类的权威可能未加以表现的 — 如果它未加以表现，它便得接受惩罚，因而缩小乃至丧失其命令的力量。这种正义，是人类的权威所加以表现或应加以表现的，却不是人类的权威所造成的。截止我为本书写这个序言的日子 -- 2020年10月5日，全球确诊新冠肺炎的人数已接近3500万，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100万。

（2）古代雅典、罗马时代的公权力和公法制度。毋容置疑的是，早在人类想到自己能够制定或改变法律之前，法律已然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

如果法律不为人所知或者不可知，那么它对于人的行为的引导作用将丧失殆尽。所谓硬法，一般是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人们行为的规则。

（六）硬法研究与软法研究相结合 宏观公法学的硬法研究主要指探讨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律规范，宏观公法学的软法研究则主要指探讨公权力运作实践中自然形成的或由社会组织、国际组织制定的，非由 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人们行为的规范。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及作为国际组织的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和各种其他国际组织等。

在一定时空条件下，非国家法可能比国家法有更重要的作用。初学法学的人在开始接触和学习公法学时，总是从接触和学习部门公法学入门。但是，作为一个思想者的群体，是否也应该多少有一些人，哪怕是很少的一些人，去思考和研究那些形而上的问题呢？作为研究应用法学的学者，当然应该用绝大部分时间去研究有现实实用价值的法律问题，但是作为思想者群体的学者（应用法学的学者也是学者），是否也应该稍微留出一点时间，哪怕是很少的时间，去思考和研究一些与现实稍有一点距离，不那么经世致用的形而上问题呢？笔者深以为然。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规则也许还不为人所知道且有待发现，因为从‘知道如何行事或者从能够辨识他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公认的惯例，到能够用文字陈述这类规则，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还说，罗马皇帝的权力源于王权法，人民通过王权法把他们的全部权威和权力转移给他。对于国家公法中是否也包含某些软法规范，学者们的观点亦存在争议。

无论是国家法还是非国家法，都存在一定的非制定法成分。在公法学研究乃至整个法学研究中，学者们一般都认可非制定法构成法的组成部分。

立法这种发明赋予了人类以一种威力无比的工具----它是人类为了实现某种善所需要的工具，但是人类却还没有学会控制它，并确使它不产生大恶。第一类规则设定义务，第二类规则授予权力，公权力或私权力。